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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犁:《金瓶梅》杂说

文 | 孙犁

从青年时起,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,也浏览过几次了,但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。老实说,我青年时,对这部小说,有一种矛盾心理:又想看、又不愿意看。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,就放下了。稍后,从事文学工作,我发现,从文字爱好上说,这部书并不是首选,首选是《红楼梦》。我还常常比较这两部书,定论:此书风格远不及《红楼梦》。 

今年夏季,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《金瓶梅》的删节本。

说它是删节本,就是区别于过去所谓的“洁本”。我过去读到的洁本,是郑振铎主编的《世界文库》上连载的,虽未读完,但记得是删得很干净的。人文此本,删得不干净,个别字句不删,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。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。对研究者有利,但研究者还是需要读全文。究竟哪一种删法好,不在这篇文章研究之列,不多谈。

想说的是,我已是老年,高价买了这部书,文字清楚,校对也比较精细,又有标点,很想按部就班,认真地读一遍。这倒不是出于老有少心,追求什么性感上的刺激;相反,是想在历尽沧桑之后,红尘意远之时,能够比较冷静地、客观地看一看: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?写的是怎样的时代、如何的人生?到底表现了多少、表现得如何?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、实事求是的判断。

我从来不把小说,看作是出世的书,或冷漠的书。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,是不会写小说的,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。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,也不能写小说,更不能写好小说。“红”如此,“金”亦如此。作家标榜出世思想,最后引导主人公去出家,得到僧道点化,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。

实际上,他是热爱人生的,追求恩爱的。在这两点上,他可能有不满足,有缺陷,抱遗憾,有怨恨,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。

自从唐代,小说这种文体逐渐完善起来,就成为了对人生进行劝惩的一种途径。在故事结构上,就常常表现一种因果。释道两家也都谈因果,在世俗中形成一种观念。但是,文学上的因果报应说,实际上是人民群众,特别是弱小者,不幸者的一种愿望。在实际生活中,往往并不如此。因为善恶的观念,有时并不稳定,有时是游离的,有时是颠倒的。这种观念受时代的影响,特别是经济、政治的影响,这种影响,随形势变化而变化。

我并不反对,有些小说标榜因果报应。因果,就是现实发展、变化的规律。事物都有它的起因和结果。起因有时似偶然,然其结果则是必然。其间迂回、曲折,或出人不意,或绝处逢生,种种变化,都是事物发展的过程。作家能真实动人地反映这一过程,使读者有同感,能信服,得警悟,这就是成功之作。起于青萍之末也好,见首不见尾也好。红极一时,灯火下楼台也好,烟消火灭,树倒猢狲散也好。虽是小说家点缀,要之不悖于真实。兴衰成败,生死荣枯,冷热趋避,人生有之,文字随之,这是毫不足奇的。

小说家常常以两个极端,作为小说结构的大局布,庸俗者可成为俗套,大手笔究竟能掌握世事人生的根本规律。在写因果报应的小说中,《金瓶梅》是最杰出的,最精采的一部。它不是简单的图解和说教,它是用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,来完成这一主题。

金瓶梅

历来谈《金瓶梅》者,每谓西门庆这一人物,实有所指,就是说有个真实的人作模特儿,这是可以相信的。很多著名小说中的人物,都有所依据。前人说“蔡京父子则指分宜(严嵩)”,也并非妄言。

最古老的小说,主角多是神魔,稍后是帝王、将相。唐代传奇,降而描述人生,然主人多非平民,而是奇逸之士。

《金瓶梅》始转向现实,直面人生,真正的白描手法,亦自它开始。

《金瓶梅》选择了西门庆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个家族。用这个人和这个家族,联系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:朝廷、官场、市井,各行各业,各种人物。这种多方面的,复杂的人物和场景,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局面,也是这一书开创起来的。

《金瓶梅》运用了写实的手法,或者说是自然主义的手法,描写不避繁琐。采用日常用语,民间谚语,甚至地方土话,来表现人物的性格,色彩和气氛,也是它的创造。

这部小说保留的民间谚语,比任何小说都多,都精采,它有时还用词曲韵语,直接代替人物的对话,或对事物的描写。

作者选择一个暴发户,作为小说的主人,是和时代有关的。通过这样的人物,表明明代中季社会的面貌和内涵,最为方便。外国小说,有只写一个普通农民,普通工人的,并不要求人物社会地位的显赫。中国小说的传统,则重视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联系面。用广泛的接触,突出时代的特性。

《红楼梦》写的是八旗贵族,这是清初的时代特征。《金瓶梅》写的是山东清河县内,一个暴发户的生活史。每个封建王朝,都会产生一大批暴发户。元朝蒙古入侵,明朝朱元璋定统,都产生了自己的暴发户。暴发户不只与当时经济制度有关,而更重要的,是必须投当代政治之机,与政治制度有关。它用市井生活作背景,这是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。

曹雪芹是八旗子弟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则属于下层。然其文化修养,艺术素质,观察能力,表现手段,都不同凡响,虽尚未考证出作者确实姓氏,但他一定是个大手笔。他是混迹于市井生活的人,不是什么显贵。对当时政治的黑暗,看得很清楚。他对这一社会,充满憎恶之情,但写来不露声色,非常从容。他也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,所以写了那么多露骨的淫亵文字。他力图全面表现这一社会,其目的当然不会是单纯的泄愤或报复。他是锐意创新的,他想用这种白描式的社会人情小说,一新读者的耳目,并引导读者面对人生现实。他的功绩不只在于他创造了这部空前形态的小说,而在于他的作品孕育了一部更伟大的《红楼梦》。

不仔细阅读《金瓶梅》,不会知道《红楼梦》受它影响之深。说《红楼梦》脱胎于它,甚至说,没有《金瓶梅》,就不会有《红楼梦》,一点也不为过分。任何文学现象,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产生的,任何天才的作家,都必须对历史有所借鉴。善于吸收者,得到发展,止于剽掠者,沦为文盗。

《金瓶梅》所写的生活场景,例如家庭矛盾,婚丧势派,妇女口舌,宴会游艺,园亭观赏,诗词歌曲,无不明显地在《红楼梦》中找到影子。当然《红楼梦》作者的创作立意,艺术修养境界更高,所写,有其独特的色彩,表现,有其独特的个性,在多方面,都凌驾于《金瓶梅》之上,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光辉。

任何艺术,比较其异同,是困难的,也是蹩脚的。在艺术上,不会有相同的东西,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。但是,我在读“金”的过程中,常常想到“红”,企图作一些比较,简列如下:

一. “金”的写法,更接近于宋元话本,它基本上是用的讲述形式,其语言是诉诸“听”的,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,书也标明词话,也从这里出发。

二. “红”的写法,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,特别是“金”的语言的传统,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,是诉诸视觉的。它的语言,不再那样详细繁琐,注意了含蓄,给人以想象和回味。

三. “红”语言的这种特点,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。“红”的作者,写作的目的,是感伤自己的身世,追忆过去的荣华。在写作中,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,是热的,无论是痛哭,或是欢乐。

而“金”的作者,所写的是社会,是世态,是客观。“金”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,人情也好,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。这些描述,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,毛发毕现,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,嘲讽的味道。这一特点,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。

四. “金”的写法,更接近于自然主义,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,较之“红”,是少得多了。对于世态人情,它企图一览无余地,倾倒给读者:“你们看看,世界就是这个样子!”那些猥亵场面,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,扔出来的。

而“红”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,都精心筛选过,在艺术要求上,作过严格的衡量。即使写到男女私情,也作了高明的艺术处理,虽自称为“意淫”,然较之“金”,就上乘得多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。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《石屋余沈》,他在谈到淫秽小说《绿野仙踪》时说:“即中年人亦岂可阅!不知作者何心。”他是教育家,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。这些淫秽文字,在“金”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。

五. 因此,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,就其艺术境界来说,“红”落脚处较高,名列于上,是当之无愧的。

金瓶梅插图

西门庆是个暴发户,他的信条,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:“要得富,险上做”。他除去谋求官职,结交 权贵(太使、巡按、御史、状元),也结交各类帮闲、流氓 打手,作为爪牙。他还有专用的秀才,为他歌功颂德,树碑立传。他开设当铺、绸缎铺、生药铺,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。他放官债,卖官盐,官私勾结,牟取暴利。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,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。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,取孟玉楼,又得了一大批财产。这是一个路子很广,手眼很大,图财害命,心毒手狠的大恶棍、大流氓,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,最惹人注意的形象,因此,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。

书中说:“火到猪头烂,钱到公事办。”西门庆,贪得无厌,贪赃枉法,一旦败露,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,用行贿的办法,去求人情。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,因此收效也很大。

行贿的办法是,先买通其家人,结交 其子弟。本书四十七、四十八两回,写西门庆行贿消祸,手法之高,收效之速,真使人惊心动魄。这种人依仗权势、财物、心计、阴谋,横行天下。受害的,当然还是老百姓。活生生的人口,也作为他们的货物,随意出纳,有专门的媒婆,经纪其事。一个丫头的身价,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。社会风气,他随之败坏,他们虐辱妇女:用马鞭子抽打,剪头发,烧身子。书中所记淫器,即有六七种之多。

《金瓶梅》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。说媒的,算卦的,开设妓院的,傍虎吃食的,各色人物,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。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,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,很多地方,非《红楼梦》作者所能措手。

《金瓶梅》的结构是完整的,小说的进行,虽时有缓滞繁琐,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。故事情节,前后有起伏,有照应,有交待。作者用心很细。艺术功力很深。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,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写完了自己的小说,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。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。

作者深刻地写出了,这种暴发户,财产和势派,来之易,去之亦易;来之不义,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。写得很自然,如水落石出,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。他用二十回的篇幅,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。这一景象,比起《红楼梦》的后四十回,触目惊心得多,是这部小说的最精采、最有功力的部分。

金瓶梅插图

鲁迅的小说史和郑振铎的文学史,都很推崇这部小说,郑并且说它超过了水浒、西游。鲁迅称赞之词为:

作者之于世情,盖诚极洞达,凡所形容,或条畅,或曲折,或刻露而尽相,或幽伏而含讥,或一时并写两面,使之相形,变幻之情,随在显见,同时说部,无以上之。

此为定论,万世不刊也。文学工作者,应多从此处着眼,领略其妙处,方能在学习 上受益。如果只注意那些色情地方,就有负于这次出版的美意了。印删节本,是一大功德。此书历代列为禁书,并非都是出于道学思想。那些文字,确不利于读者,是道地的伐性之斧,而且不限于青年人。很多人喊叫,争取看全文,是出于好奇心理。

此书最后,虽以《普静师荐拔群冤》收场,然作者对于僧道一行,深恶痛绝,书中多处对他们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,抒发了对这些只会念经,不事生产的特种流氓 、蛀虫的痛恨和嘲笑。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:“何人留下禅空话,留取尼僧化稻粮”。又说,“若使此辈成佛道,西天依旧黑漫漫”!几百年后,诵读之下,仍为之一快。

中国自古神道设教,以补政治之不足,日久流为形式,即愚氓亦知其虚幻。然苦于现实之残酷,仍跪拜之,以为精神寄托。所以,凡是以佛法结尾的小说,并非其真正主题,乃是作者对历史的无情,所作的无可奈何的哀叹。

《金瓶梅》的真正主题是什么呢?鲁迅说:

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《金瓶梅》,则不外描写世情,尽其情伪,又缘衰世,万事不纲,爰发苦言,每极峻急,然亦时涉隐曲、猥黩者多。

这是一部末世的书,一部绝望的书,一部哀叹的书,一部暴露的书。

1985年8月26日昨夜雨

晨四时起作此文,下午二时草讫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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